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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古之谜--女书

作者: 文章来源: 发布时间:2015年11月12日 点击数:

发 掘

江永县上江圩乡、城关镇、黄甲岭乡、铜山岭农场等地,历史上流传着一种记录当地土话的特殊文字,流行地域以上江圩为中心,波及毗邻的道县下蒋乡、新车乡。这种文字只在妇女范围内使用,称之为“女字”,通称“女书”。

女书的记载,至今见到较早的是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。此钱正面文字为“天国圣宝”,背面为“炎壹”,右面女字从上至下是“天下妇女”,左面是女字“姊妹一家”。民国20年(1931)7月出版《湖南各县调查笔记》,文中记述境内花山庙“每岁五月,各乡妇女焚香膜拜,持歌扇同声高唱,以追悼之。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,似蒙古文,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,余未之见”。

1954年,县文化馆周硕沂一次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,在上江圩葛覃村结识了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池珠。胡教周学会了一批女字,并创作了《女书之歌》这首女书歌及其译文,后来被收入《江永解放十周年志》(油印本)。这是载人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。周还将两篇女书原件寄给省博物馆,但没有引起重视。1956年冬,湖南省文艺会演,负责会演摄影报道工作的李正光在周硕沂住处见到女书对联。李向省文物队领导汇报请示后,于1957年初,到江永上江圩考察,写了一份关于女书的调查报告,连同一些女书原件,投寄给《中国语文》杂志。此为介绍研究女书的第一篇文章。因开展反右派斗争,考察工作中断。1961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有光、史金波等见过江永妇女文字的材料。1968年,湖南省公安厅发现一瑶族断腿妇女写的文字无人认识,将其带到北京,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陈其光、张公谨等辨认,也不认识。1979年,周硕沂重新回到县文化馆工作,在编写《江永县文物志》时,收入了“蝇形字”一节。1982年4月,《江永县文物志》由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,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女书。同年12月,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回校后到江永调查,在城关镇白水村,他找到了一份女书原件,但藏书者已死,根据其女儿提供的线索,他结识了上江圩乡甫尾村高银仙、唐宝珍两位女书传人,收集到三本女书,请高银仙、唐宝珍两位老人逐篇唱读,将其全部录音,并由周硕沂翻译成汉字。宫哲兵回校后撰写《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》,托人类学家吴泽霖教授推荐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。尔后,这篇调查报告在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》上发表,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《语言文字学》全文转载。《人民中国》(日文版)以6页版面详加介绍。1983年3月, 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组织江永女书研究小组。7月,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严学窘教授与宫哲兵合撰《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》一文,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议,引起了国际汉藏浯言学家的极大兴趣,被称为“一个惊人的发现”。9月,宫哲兵、谢志民再次到江永上江圩乡进行人文考察和方言调查,又结识了义年华、何西静等女书传人,收集女书作品13件,由周硕沂翻译,撰写《湖南江永上江圩的女书》1985年2月,中央电视台报道发现女书。同年9—10月,中南民族学院组织调查队,到江永调查女书和千家峒的情况,收集到十几件女书原件,1万多字。1986年5月,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《奇特的女书》,该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,在许多国家播出。同年3月和8月,中新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“湖南发现女书”的消息,国内外数十种报刊、杂志转载,女书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。是年,清华大学赵丽明、中南民族学院谢志民、中央民族学院陈其光、毛振林,以及美国史凯珊、台湾姜葳、法国裴书馨、德国艾娃、日本长尾一郎等先后到江永参观、考察。

研 究

1985年,中南民族学院调查队撰写了13篇论文和调查报告,汇编成《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》一书,宫哲兵任主编,1986年5月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。1986年12月,85岁高龄的高银仙被接到武汉,与宫哲兵、赵丽明、陈瑾一起工作1个月,写下1万多字的女书作品,由高的孙子胡强志翻译。1987年第1期《语文研究》刊登潘慎《稀古文字——妇女文字》一文。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第1期刊登谢志民《江永女书概述》一文。赵丽明、宫哲兵合写《介绍中国女书——个惊人的发现》,提交第二十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,由宫赴加拿大在会上宣读。会后他在加拿大、美国多次演讲,影响很大。1989年10月,赵丽明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期间,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做专题报告介绍女书,湖南郴州文物队李荆林在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上宣读《女书与史前刻划符号研究》一文。1990年8月,由赵丽明、宫哲兵合著的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、研究女书的专著《女书——个惊人的发现》出版。1990年9月20~25日,中南民族学院在武汉主持召开女书学术研讨会,邀请湖南、湖北、北京两省一市的专家、学者到会研讨。江永的廖景东、熊定春也应邀赴会,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。1991年1月,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出版署名宫哲兵编著的《女书》一书。同年3月,赵丽明、周硕沂、陈其光合纂《中国女书集成》,交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。黄雪贞《湖南江永方言词汇》一文在《方言》杂志连载。5月,谢志民《江永女书之谜》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91年11月,召开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,来自全国1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60多名语言学、文字学、民族学、历史学、妇女学的专家、学者聚集江永,进行实地考察和研讨。会上30多位代表宣读了论文,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郑至慧、英国伦敦大学ILARIASALA小组介绍了女书在海外的影响和她们的研究。会议提出了许多新材料、新观点、新问题,把女书研究推向新阶段。

关于女书的渊源,民间有几种传说:一是很久以前,上江圩才华出众的九斤姑娘做女红创造女字;二是桐口山冲里精通女工的盘巧姑娘18岁那年被抢到道州府,她根据与姐妹织花边、做鞋样的图案,每天造一个字,3年时间造出1080个字,并写了一封长信,藏在一条由她养大的狗身上,带给家乡的亲人;三是宋代,荆田村胡玉秀被选为皇妃,在宫中受到冷遇,只被宠幸三晚,万般清苦,想给家人写信,便创造了女字;四是上江圩一带的女子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,共同创造了这种文字。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:一是认为女书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时代,甚至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时代、上古刻划符号时代,或古彝文、古百越文字;二是有的认为女书的产生不早于明末、清初;三是认为女书是男尊女卑封建时代的产物、是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产物、是闭塞盆地的产物、是民族融合移民文化的产物,可能产生于中古时期。

女书的性质,有的认为是表意文字或记号文字;多数人认为是单音节表音文字。

关于女书的族属,有专家认为女书记录的江永土话是一种汉语小方言。一些民族语言专家认为,这种土话中不仅保留有壮侗语族语言的词汇底层,也保留有苗瑶语族瑶语支语言的词汇底层。这种方言土话为江永及附近地区汉族和平地瑶所使用。有的认为,这种汉语方言来自吴语、闽语,女书先民可能是百越族。

使 用

女书使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:

一、祭祀

上江圩的妇女信仰“婆王”。新中国建立前,每年农历五月初十,她们都要到婆王庙(亦称花山庙)祭祀婆王。祭祀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,就是将祈祷内容用女字写在纸上或扇上,其内容是自己美好的期望和消灾免祸的祷告。到祭祀那一天,妇女带着女书到婆王庙去读纸读扇,并将女书纸、扇奉献到婆王庙的神龛上。

二、读唱娱乐

1949年以前,上江圩一带保持男耕女织的习俗。妇女们很少参加农业生产,三五成群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做女红,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听人读唱女书纸扇。最热闹的妇女活动是“打三朝”和“斗牛节”。“打三朝”是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,以坐歌堂的形式唱歌跳舞,妇女们喜欢手拿用女字写的三朝书读读唱唱,非常热闹。“斗牛节”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,妇女们用黑米粑喂牛,并各自带一些食物,凑在一起聚餐、读唱女书。此外,读唱女书也是当地妇女串门、走亲戚、回娘家最喜爱的一种活动。唱到幽默的地方,听众会捧腹大笑;唱到哀怨时,在场者人人流泪。

三、信件往来

江永境内的年轻姑娘过去很喜欢结拜姊妹。两位姑娘结识以后关系融洽,如果其中一位希望与另一位结成姊妹,一般会自写或托人代写一封女书结交信,托女友送给对方,内容多半是推崇对方。对方如果同意结拜,就会托女友送来女书信件,邀她去家里做客。这种用女字写的纸、扇,实际上成为结拜姊妹的信物。结拜姊妹中的人要出嫁时,其他姊妹都要赠送新娘一封女书贺信,此为最珍贵的纪念品。即使结拜姊妹全部出嫁了,她们仍经常携带女书纸扇彼此看望,共同读唱。高银仙、义年华、唐宝珍就是年青时结拜的七姊妹中的三个成员。她们直到现在感情极好,交往甚密,共读女书。

当希望结拜姊妹或女友来家做客时,往往就用女字写一封邀请信。当结拜姊妹或女友遭遇不幸时,就写封女书慰问信托人或亲自送去。结拜姊妹或女友间有时闹矛盾,也会用女字写信互相指责、讥讽,甚至骂人。捎信人必须是女性,不能是男性。

四、诉说身世

上江圩一带的老年妇女,尤其是寡妇,在遇到天灾人祸后,或者感到孤独寂寞、烦恼的时候,就会去找附近精通女书的女友诉苦。这位女友一边用女字记录她的一生苦情,一边说一些安慰她的话,并将这些话也写在她的传记上。这样,这些老年妇女或寡妇就以诉苦的形式发泄心中的烦恼,又以听人劝慰的形式得到感情上的一定满足。更重要的是,她们得到了一份自己的传记,随身携带,以后每当孤独、寂寞和烦恼的时候,就可以拿出来读或请人代读,求得精神上的安慰。

五、记事记史

妇女们常将耳闻目睹社会上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,以及当地比较突出的人物,当作女书创作素材,写成作品,形成地方历史资料,成为读纸读扇的唱本。如《太平天国过永明》,记述了太平军到达江永上江圩的时间和活动。《解放歌》记下了上江圩从1949~1958年的历次政治运动,如“解放”、“反霸”、“土改”、“高级社”、“人民公社”等。

六、改写汉字韵文

在女书唱本中,有很大一类是汉字韵文的改写本,即将汉字韵文翻译成女书。被改写翻译的汉字韵文,一般都是以妇女为主角的作品,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肖氏女》、《卖花女》等,以资随时诵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七、编 绣

妇女们常将带有吉利含义的成语,如“万事如意”、“吉星高照”等,用女字编成图案,编织在花带和服饰中,以示祝愿佩戴者吉祥之意。

传 承

女书,一般是女性在做姑娘时,由母亲或女长辈教会一部分女字,然后在参加读纸、读扇活动中进一步提高水平。多数人可以达到看字认读的水平,只有少数人能运用女字创作和改写汉字韵文。

女字,由妇女代代传授得以流行,而女书作品却很难代代相传,这是因为过去上江圩一带的老年妇女都相信有阴间世界。她们一生喜爱女书作品,尤其珍爱自己的传记和姐妹间的书信,临死前都要嘱咐自己的子女、亲人,将自己所有的女书焚化,。以便死后还可以在阴间继续读纸读扇。有的妇女在丈夫去世后,亦将女书焚化,以表示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丈夫,使丈夫在阴间仍感觉到自己时刻陪伴在他的身边。由于这种人死书焚的传统,在上江圩一带极少发现清代及其以前的女书原件。

据熟悉女书的老人反映,女书的衰落始于民国时期。随着妇女裹足陋习的废除,妇女冲出“女织”的圈子,参加农业生产,不再象以前那样,经常聚集在一起边做女红、边唱读、边创作女书。新中国建立后,女孩有了上学机会,学习现代汉语,使用女书的妇女便逐渐减少,女书濒临失传。80年代后,随着女书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,女书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遗产,它所包含的文字学、妇女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,逐渐被学术界认识,因而得到珍存和进一步的研究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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